1976年的正月十五，家家户户挂红灯，翩翩起舞的东北大秧歌扭上了街头，安居乐业的峦城百姓们欢天喜地地欢度着传统的元宵佳节。

　　突然，峦城的西北方的木材加工厂失火了！人们惊呆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的我，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来不及多想，我本能地冲入火海，一台台车床得救了，当大火封顶，火势圆盆的时候，我才从火海中最后撤出来，但此时为时已晚，我已成了一个“火人”，在众人的抢救下，我被急速送往医院，由于伤势过重，立即从伊春转往哈尔滨第五医院烧伤科救治。

　　入院后，由于我的烧伤面积严重，烧伤处裸露治疗，用酒精为主要成份合成的中药液体，用喷雾器每天喷洒患处，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到创面，因心里没有准备，突然剧痛，会有撕心裂肺的嚎叫，而我却一声不吭。事后同病房病友对我说：“我还以为你休克了呢？”每次清理创面，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刻，疼痛难忍。医生得事先准备好一盆盐水，把我手上、脸部的硬痂一钳钳掀掉，每次换药都是一盆盆血水，但我从来都是咬紧牙关，不哼声。

　　治疗烧伤期间，正值岳母也住进了医院，岳母突然在医院看不到我的身影，询问大家都推说我出差了，在众人的眼神中，岳母猜测好象发生了什么？最后老人带着疑虑走了，自古忠孝难两全，我无奈地躺在病床上，却不能给岳母送终，心如刀绞。面对亲人的离去和老公的生死未卜，坚强的爱人，毅然担当起了家庭的重担，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和抚养一双年幼的儿女。

　　昔日里夫妇共同接送孩子去机关幼儿园，共同打理家务，晚饭后一双儿女坐在膝上，宝宝唱到：“一儿一女一支花，男孩长得像爸爸，女孩长得像妈妈……”全家朗朗的欢笑声传出窗外，令人羡慕的一个温馨和谐美满的幸福之家啊！而如今只能由爱人一个人默默地去幼儿园接送孩子，抱着小的，拽着大的，顶风冒雪，回到家里，点炉子，担水，劈柴，做饭，待她把饭菜做好时，两个孩子早已趴在炕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由于伤势严重，我卧床长达半年之久，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使我终于死而复生，然而双手的五指粘连成一体，形鸭蹼状，五官已严重扭曲，脸部已彻底变形，在上海的两年整形中，我先后分批、分期地做了五次矫形术，从自体取皮移植到烧伤处，只要患处需要，好端端的皮肤任意剥离，造成体表遍体鳞伤、伤痕累累。肉体的痛苦可以忍受，但毁容招来的各种非议，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丑八怪，人们如同见了鬼似地咋舌避让，并脱口而出：“真吓死人了”。尤其是与爱人结伴同行时，人们用疑虑的目光审视，回头率特高，女儿哭诉道：“爸爸不要从我们学校走，同学们都怕你”。儿子常常因同学以其父的丑陋起绰号，大麻子、外星人……由此孩子常常握起小拳头与戏虐他的同学交手，也常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深知，孩子们是多么羡慕其他小朋友有一个健全的好爸爸呀。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没有见过爸爸烧伤前的英俊相貌，女儿稍大些，常常对着我的“遗像”发呆，昔日英俊威武的解放军形象已荡然无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凡有脸面的场合，我像个贼似的，躲得远远的，生怕扫了别人的兴致，深深地感悟到世态炎凉，人间真情何在？在人们的误解中，生不如死的氛围中苦苦地挣扎。至今回想起在上海长达几年的疗伤过年的窘境，心里仍是酸酸的。当时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制约，公家一统天下，商服业没有私营的土壤，各大饭店、小吃部正月初六上班，回不去家的只能去里弄(街道)食堂里去大口吞咽米饭和青菜，迎接下次在肌体上医生做手术的准备。地域风俗的差异，上海人吃年糕和汤团，北方人不吃饺子不算过年，我过年如过“关”，家中的老母思儿，年轻的妻子思夫，孩子想念爸爸，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欢乐饮酒得团聚，几家忧愁盼郎归。在思念中度过了苦涩的五年。

　　是白衣天使挽救了我，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活得很艰难，由于部分毛细血管破坏、排汗功能失调，夏日感到很累，周身不适，由于植皮薄，没有弹性，冬日里双手和脸部斑痕累累的渗出血来，伤残的双手造成了畸形，带着烧伤后的肢体和一张不堪入目的尊容，真是丑媳妇难见公婆。为了生存，四十年来峦城父老乡亲们这个“公婆”逐渐接纳了我；四十年来的风吹日晒，肌体也逐渐适应了外部的环境；四十年来，虽然自己生活得很艰难，很痛苦，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怀和作人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始终没有变。那就是生命不息，终生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早已在我的头脑当中根深蒂固，虽然自己严重烧伤残疾，但我始终无怨无悔，仍然尽自己所能，在晚年也要发挥余热。

　　2004年10月20日我撰写的《用亲身经历开展军队光荣传统教育》等一系列文章，被《伊春日报》刊发了，也被作为传统教育，起到了传承正能量的作用；2012年8月，我又荣幸地被推选为翠峦区作家协会主席，并被聘为区委的宣讲员。在追梦、圆梦，实现我的中国梦的路上，我还要发光发热，让晚年的生命之光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