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5日，我同工作搭档张恩财科长一同从汤旺河局(区)机关，被调到七场(清河林场)工作。

　　关于工作调动的原因，我分析有二：一是文革后期，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站起来”，负责抓生产，强化基层工作；二是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去一线“镀金”也解决组织问题。

　　当时我3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也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让事业有个辉煌的成绩。时光荏苒，43年过去了，每当我心中忆起那段往事，总是久久回味，难以忘怀。那段真诚朴实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美好幸福的感受。

　　我从事过基层多项职位的工作，曾任过扫盲教员、工会干事、干校秘书，职教主任、校长、科长等职，当林场主任却还是第一次。林场不同于其它行业，它是一个独立的基层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到林场后，了解到这里有职工和职工家属共一千好几百人，有三个食堂(其中山上小队有两个)、有商店、粮店、学校、青年点、家属队、医务所。山上两个生产小队还有二十多台汽车，是刚刚解体的汽车队分配过来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几乎相当一个小林业局。这个林场每年要承担十万多立方米木材的生产任务，它和林业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量稍有误差，都会直接关联全局任务的完成与否，所以，林场是举足轻重的单位，上级领导对此非常重视。

　　我到林场之后，经研究分工，全面负责后勤工作，包括财务、青年点、学校、安全防火、计划生育、生产材料物资供应等。所有想到想不到的后勤工作都由我负责，内容之细化，任务之艰巨，非常具有挑战性。

　　面对诸多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我的原则是统筹全局，抓重点，保中心，先生产，后生活。全面开展职工教育，提高群众思想素质，调动人的积极因素；领导干部应转变观念，改变作风，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谈空话，解决实际问题。如在一次场房改建中急缺水泥(因当时是计划经济，物资不丰富)，我就上找领导，下跑科室，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水泥运回场房时，又突然赶上滂沱大雨，我心急如焚。为保证水泥不被淋湿，我立即动员科室员工，大家奋不顾身，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袋袋水泥抢到库中。虽然每个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却保住了国家财产没受到任何损失。

　　后勤工作非常细致，其中，体贴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尤为重要。有几件难忘而又欣慰的事，虽年已久远，但我却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我乍到林场，听到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是食堂伙食贵，吃得差，天天萝卜条汤，饭菜单一，群众因此意见纷纷，生产情绪低落。我得知此事后，深思熟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要想彻底改变伙食现状，必须更换现有的伙食管理员。我与林场领导协商，通过内部关系把地区招待所主管伙食的李继海同志调来工作，主管3个食堂的伙食。 (下转二、七版中缝)

　　他为人本分，任劳任怨，很有料理伙食的才能。果然，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食堂搞得有声有色，菜品花样多，吃饭花钱少，保证吃得好，群众都表示一百个满意。从此，职工心情大振，生产任务也大有起色。

　　第二件事是，林场有几十个从温州来支边的插队青年，遍布在全场各岗位中。当时，他们来的时间短，不习惯东北的生活，又不懂生产技术，语言又不通，东北人说他们是“温州驴”，不懂人语，把他们看成是累赘，他们自己也处于尴尬无奈的境地。我向场领导班子反映了情况，后来，林场通过大会讲小会说，领导带头帮忙做工作，又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入手，才扭转了他们的被动局面。温州知青李永光有严重的胃病，温州女青年叶约约(音)有严重的眼病，场方主动找她们，为他们开绿灯，让她们回温州治病，并负责报销车费和解决病保工资。温州知青从没意想到场方会对她们如此关心，心里十分感激。李永光后来离开伊春，远赴意大利经商，前年他还来电话向我问好。

　　第三件事是，二队老张是个超强的锉锯工，再钝的油锯经他三下五下除二处理之后，马上飞快。可他腰腿受了风，疼痛难忍，生产要受到了影响。我得知此事后，亲自去家里拜访，并为他进行针灸(因为我掌握点针灸知识)，他感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病未好利索就提前上班了。

　　第四件事是：林场小学青年代课教师赵奎莹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报考志愿哈尔滨医科大学，她成绩合格，被学校通知录取了。当时林业局招生办因师资不足，擅自将赵奎莹的志愿由哈医大变更为哈师院，她本人多次上找均未有结果。我得知此事后，亲自找区招生领导小组将她的志愿更正过来，尊重她学医的意愿，她非常感激。这一举措也改变了她的人生，几十年后，我听她父亲说，赵奎莹已是沈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有名的医学教授，我感到非常欣慰。

　　以上这些鲜活的事例，一直教育着我，鼓舞着我，我虽然不是大人物，但我相信只要有务实精神，群众就能认可你，就能接纳你，所以，每当我做成一件小事，内心都感到很舒坦、很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