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由勤俭败由奢。此理于家然，于国亦然。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一载，晋车骑司马傅咸曾上书：

　　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古者黎民五十而后食肉，六十而后衣帛。)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人崇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无有穷极矣！

　　晋武帝时，贵族羊琇、王恺、石崇竞相奢靡，民间奢华之风甚盛，故有傅咸上书言事，其见识既远且深。不知武帝读后，作何感想。史无下文，料亦是石沉海底，了无声息。晋武帝算得上一位明君，史书称其“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历观其一统三国乱世之作为，可谓名实相符。然而在处理奢华之风上，却未见成效，与汉文、景两帝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傅咸的这段话里，有两个字需注意，一为“崇”，即时尚所遵崇；一为“诘”，即所应追究。奢华之风无人问，必然愈演愈烈。“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罪不在细腰，而在于楚王之好。上有所好，下必行之，此防范之要，不可不察。

　　今时所倡导之“八项作风”，似刚启崇俭之门，而“矫枉过正”之论已起，不可不慎。古往今来兴亡之鉴，可谓多矣。以建国仅六十余年之时间论，基业才奠，殷鉴不远，斯时，正当多一些诘，而正一些崇，就算矫枉略过，亦是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