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被“邻避”让人心酸（论政）
□建不建养老院，事关人道尊严和社会和谐，不能等同于简单的利益分配
最近记者在一个老工业区采访，偶然听当地养老院院长谈起一件让人十分心寒的事。原来，这个老工业区居住的大多是当年的企业职工，如今该地已经出现了深度老龄化，老人越来越多，导致养老院“一床难求”。然而，当政府计划在社区新建养老设施时，谁料想这引来了小区居民的强烈反对。小区居民认为社区里建个养老院太“晦气”，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还会影响房价。即使政府反复劝说也无济于事，项目最终就此搁浅。
简单调查后，记者发现这样的事在全国绝非孤例。据媒体报道，去年杭州想在市中心建一个老人临终关怀中心，结果也遭遇居民强烈抵制。今年8月，上海的某养老院项目被居民打出了“死人院滚出小区”的横幅。
有人将此归结为“邻避效应”，意思就是大家都同意公共利益重要，但别建在我的“后院”就行。近些年，从化工项目到垃圾焚烧，“邻避”现象日渐增多，有人认为这是公民权利意识高涨和社会利益多元化后出现的正常现象。然而，养老院的遭遇仅仅只是一句“邻避”就能概括的吗？难道养老设施的有无，只不过是取决于多方利益的博弈，只做些冷冰冰的利害计算就够了吗？
必须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养老设施都遭遇了“邻避”，这些年面向高端人群的“养老社区”一跃成为朝阳产业，而面向普通百姓的“社区养老”却陷入了备受冷遇的尴尬困境。平民养老院对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亲眼所见这类公益性质的养老院条件也相对简陋，大多一个老人只有一个单间，甚至几人合住一个单间，但毕竟价格合理，能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居。即使如此，床位也十分紧张。这样的故事读来让人心酸。
岁月不会等人，面对老龄化社会，特别是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母步入老年，养老压力的遽然增加让养老设施的建设不再是一个可以拖延的问题。实践证明，起源于北欧的社区养老院在发达国家是相当成熟的模式，这种“嵌入式”的养老机构，让老人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自然老化，既维护晚年尊严，也方便家属照顾，是社会总成本最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养老模式。
政府和学者显然都明白这种模式的好处，但实际推行必须直面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问题。养老院遭“邻避”是一种视老年人为累赘的社会潜意识的表露，这对中国的孝亲敬老传统是一种伤害，也会加剧家庭、社会、政府在分担养老责任时的分歧。
建不建养老院，事关人道尊严和社会和谐，不能等同于简单的利益分配。政府值得在这个问题上投入更多的关注，一方面与居民展开更充分深入地沟通协调，另一方面必须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使人们能够坦然接受新的养老模式，最终让养老院自然融入成熟社会的运行框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