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伊春4月20日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与党史权威胡华有过较为亲密的交往。原来，我并不知道胡华是何许人也，甚至接触了两次也全然不晓得他的名气，直到后来才恍然大悟。

　　那是1972年深秋，我刚到邹副政委处不久。一日，邹副政委的爱人李庆然(她曾担任过丹东市政协副主席，是一个“三八”式老干部)给我介绍了她的一位当年老同学，说他由京来沈办事，她已同首长商量过，请我具体把他的这件事落实好。接着，我便与他本人直接交谈了。只见面前这个叫“胡华”的人身披一件发黄了的旧军大衣，戴着一副黑粗腿的眼镜，一脸倦容，像个学者，对我十分客气。我了解到他的一个女儿在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垦战士”，他在张家口的教育系统为女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时间紧迫，限期报到，他想走个捷径，把此事迅速办成。弄明情况后，我当即给兵团一位领导的秘书打了电话，要求那边“开个绿灯，尽快放人”，那边答应得很痛快，胡华高高兴兴地回北京了。不料一周后的一天晚上，胡华从张家口给我往家里挂电话，语气急切地说：“人还未放。”于是，我又往龙江挂电话，催促此事。以后，就没了下文，估计事已办成。

　　记得就是在北京我与著名作家曲波见面的那次。一天，同在北京的李庆然告诉我，他们“陕北公学”的在京老同学要搞聚会，由胡华做东，胡华特意提出请我也“一定参加”。盛邀之下，我与李庆然一起赶到了全聚德。这次再和胡华见面，与沈阳那次已判若两人，只见他容光焕发，在门口对老同学一一问候，见到我更是热情有加。席间，他郑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一再夸我“办事极认真”，还不停地劝酒，给我夹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转眼事情过去了几年，我已经回到宣传部工作。记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看到一份材料，内容是国内党史界在济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会上，由党史界权威胡华作主要发言。刚一接触这个名字，我禁不住眼睛一亮、心灵一震，心想“不会和我认识的那个胡华是重名吧”！接着看内容，是胡华发表了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即长期以来，党史书上一直写“上海第一次党代会的参加者是12名代表”，实际应为“13名”，漏掉了一个叫“包惠僧”的人。当时，包是以陈独秀秘书的身份参加会议的(该人后来动摇)。接着，胡华叙述了自己的“发现”过程，讲得有理有据、条理清晰，令人折服。看完这份材料，为求证“胡华”其人，我马上给李庆然挂电话，她明白地告诉我：“就是他——在党史方面，他是权威！”听罢，我顿时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太有眼不识泰山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同一位转业后专搞党史教学的战友闲聊。为了考考他，我问他知不知道胡华这个人。他很惊讶地说：“那是与胡绳并列、我国党史界的名人——‘二胡’之一嘛！”当我把自己与胡华如何结识交往的事讲给他听时，他很羡慕我。

　　再后来，为了一些理论上的问题，通过李庆然我找到胡华的联系处并给他打去了电话。当对方听出是我，北京那头的声音不减当年的热情劲儿，他再次旧事重提，一再感谢我当年的帮忙，同时还告诉我如今他女儿已调回北京，并成家立业，有了孩子，一家人过得很幸福……通话中我得知，他当时在胡乔木的班子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每日工作“连轴转”，对于我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他说要给我写封信。

　　不久，我收到了胡华的来信。同时，他还给我寄来包装整齐的一捆书，里边装有他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合著的《中国简史概要》，他本人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在信里，他除回答了我的提问外，第三次提出并感谢我当年帮了他大忙的事。我想，对这样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他竟如此看重念念不忘，而无论是在逆境还是在顺境的情况下，都从没显摆过自己是党史权威，这不是一个既有大才又有大德的大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