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伊春1月20日电(阎洪清)365天为一年，每年都要过一个春节，俗称“过大年”。过了鼠年，我已过了62个大年。现在回想起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每个年龄段我过大年的感觉各有不同。

　　童年的时候，父亲上班，工资可以维持全家5口人日常的生活。为了能积攒些钱，到过年的时候宽裕些，一放寒假，我和二弟每天都揣着玉米面饼子，上北山用爬犁往回拉烧柴，天傍黑才能回到家，累得浑身酸痛。所以，进入腊月后，我天天掰着手指算日子，盼望早一天过大年。

　　到了除夕那天，我和弟弟换上了里外三新的衣服，吃到了饺子和白面馒头，和邻居的小伙伴们满街的放鞭炮，心里像开了花一样，感觉满世界都是玫瑰色。

　　1958年，父亲退休，月工资只有40元，人均只有8块钱，还要供我们兄弟三人上学，生活状况可想而知。过年的时候，只能吃上几顿细粮、见点儿荤腥，一件棉袄罩就是新衣服。用几毛压岁钱去买鞭炮放，是二弟、三弟一年中最快乐的事。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由于副食品越来越少，供应的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只能用蔬菜代替。于是，父亲起早贪黑地开荒种地，种了不少的土豆白菜，可是每天肚子都有饥饿的感觉。冬天，我和二弟除了上山拉烧柴，还要起早拾肥，直接送到田里。过大年了，凭票买的几斤猪肉去了皮和骨头只够包顿饺子。除夕晚上，为了让全家人解顿馋，父亲用一个月的工资托人买回1公斤多猪肉，母亲足足炖了两个多小时，肉还是没有烂。原来，买回的是多年的老母猪肉。那天晚上，我眼前一片灰色，全没有过大年的感觉。

　　1962年年底，我参加了工作。过大年的时候，我把我第一个月的40元工资交给母亲，母亲高兴得眉开眼笑。年三十晚上，母亲炒了好几个菜，父亲破天荒地喝了一小盅酒，连说“熬出头了”。此时，我感觉屋里比平日明亮了许多。

　　转眼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了。此时，我和母亲家都搬进了砖瓦房，看上了黑白电视机，我的孩子都上了小学，二弟也成了家，同母亲住在一起。大年夜，全家欢聚一堂，感受着新时代的欢乐。这时候，我不由回忆起12年前结婚时家里的情景。当时，全家住的是一间半“拉哈辫”草泥房，只有20多平方米。为了我结婚，父亲在房后接了一间宽2米、长3米的偏厦子，站在炕上直不起来腰，只能在地上穿衣服。妻子“坐月子”时，玉米面疙瘩汤是主食，鸡蛋吃了没几次，还是一个朋友走“后门”买的……

　　每当辞旧迎新的钟声和暴风骤雨般的鞭炮声响起时，我们都来到外面，只见家家门前红灯笼高挂，焰火把天空装扮得五彩缤纷。我感觉到，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这么欢快，这么祥和，这么有年味儿。

　　当跨入21世纪的时候，家乡乌马河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20年，经济体制改革，使职工工资收入及个体劳动者收入快速增长，种植业、养殖业及服务业等其他劳动收入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区职工工资年人均收入比20年前增长了5倍多。

　　农村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不断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菜篮子”工程，实行科学种田，使纯收入不断增加，比1986年增长了近7倍。

　　20年来，人们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城镇居民的住宅面积由1986年的人均5.1平方米提高到20多平方米。同时，住房的建筑结构也在不断地由砖木结构向砖混结构发展，全区已有上千户居民住进经济适用楼房。

　　20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方式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享受，不断扩展娱乐休闲的空间。眼下，数家私营歌舞厅与设施齐备的休闲广场、老干部及退休职工活动中心，为地区的文化娱乐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近几年我感觉到，或许现在的日子比以往的过年还要好，老百姓不再为过节操心费力，都把走亲访友、观光旅游、娱乐游戏、家庭聚会作为过大年的主要内容。人们相互道贺，共同祈福，相约在新的一年有新的作为和新的收获。

　　我相信，当牛年降临的时候，我还会有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