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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小兴安岭的冬天来得早，立冬刚过，天空就扬起了雪花。一年一度的冬运大会战开始了。秋收一毕，头戴狗皮帽子、脚蹬牛皮“”的农民们就赶着牛马套子，风尘仆仆，纷至沓来。山上山下，人欢马叫。
“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双子河森工局党委及时召开干部动员大会，采取自愿与指派相结合的办法，从机关各科室抽调30多名干部组成冬运工作组，分别下派到各个车间(当时林业基层生产单位叫“车间”，即现在的林场)，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帮助基层解决一些生产中的问题。我和局团委的殷长海，还有分区工会一位姓吴的同志被分配到第四车间，组长是森工局副局长于文章。于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山东人，在东北林区工作多年，不光对组织领导木材生产有一套，而且平易近人，风趣幽默。他主持召开生产会议，对基层干部从来不叫名字，也不叫职务，而叫他的绰号，什么“黄垮台”呀、“林白毛子”呀、“胡大楞”呀、“张大胡子”呀等等。但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抗上。1954年，某上级部门的人来局里检查工作，对一些问题指手划脚乱批评，他不服气，和人家“顶牛”，当时正赶上反高岗，人家上挂下联，结果给他扣上一个“小王国”的帽子。这下可沾了，据说上面已任他当管理局副局长，没上任，又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而被判刑入狱，以后不知去向。这些都是题外话。还得说我自己，由于我刚从部队来到地方，对林业生产和林区生活都不熟悉，我向他请示下基层需做些什么准备。于说：“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你得准备一个小棍儿。”我有些不解，忙问为什么。他说：“夜里上外头(即上厕所)得用小棍儿敲呀！要不然就冻成冰棍儿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反正我知道冬天山上风大、天冷、路滑，部队发的鞋帽不适用，我现买一顶黄呢貉绒帽子和一双棉胶皮“”，就和长海等同志一起背着行李上路了。
四车间地处深山老林，是新开发的一个作业点。周围山上清一色的大红松，苍翠挺拔，密密麻麻。据车间张主任介绍，每公顷出材量至少四五百立方米。车间3万立方米冬运任务，全靠牛马套子完成。不知什么原因，山上树高风大，天气寒冷，可是沟里雪小，新修的冻板道一时半时冻不实成，牛马套子拉起木头非常吃力，生产效率很低。于文章对冬运生产颇有经验，他胸有成竹地说：“天旱地不能旱，老天爷不下雪，咱们用水浇(冰道)。”其实，按照局里要求，车间早就做了准备，还在牛马套子上山之前就自制了一部分爬犁，上面装着水柜(一个木头槽子)，只等关键时刻运水浇冰道。于文章听了，非常高兴，他说：“那好，咱们工作组的同志和车间干部今晚都下去，两个人跟一个爬犁，浇冰道。”
月明星稀，万籁俱寂，大森林里死一般的宁静。我和长海同志跟随汤原来的一个套户，迎着刺骨的寒风，赶着老牛，穿行在一条山间运材道上。老板子吆喝着牲口，时不时还抽两鞭子，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在前面边走边往外放水，我们一人一把扫帚，跟在后面拼命“划拉”。新浇的冰道，晶莹洁白，月光一照，光滑如镜。由于劳动强度大，天气又冷，不一会儿，我们的帽子下面“呼呼”直冒热气，脸上挂满了白霜，就像西方的“圣诞老人”。可谁也不觉得苦和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尽快把冰道修好，让更多的木材快运下山。随着冰道不断向前延伸，我们付出的劳动量也越来越大。大约干了一个多小时，只听前面“咕咚”一声，随之传来车老板的声音：“不好了，爬犁翻个了。”我和长海急忙跑上前去一看，爬犁并没有“翻个”，只是严重倾斜，似倒非倒的样子，上面的水柜一个劲儿地往外淌水。我们3个人低着头、弓着腰，使尽全身力气往上推，可水柜少说也有近500公斤，任凭我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也无济于事。怎么办？冬日的夜晚，天寒地冻，深山老林，荒无人烟，上哪儿去找人帮忙呢？大家正在焦急之中，忽然发现远处出现一点儿火光，就像夏日的萤火虫，朝着我们这边慢慢移动。火光越来越近，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车间现场员(名字已记不清)提着马灯检查浇冰道的情况来了。他是个“老木把”，对现场情况非常熟悉，提着马灯看了看地形，然后从车老板手中接过鞭子，只听“驾！”、“吁！”两声，将爬犁拽到了一个偏坡楞旁，然后招呼我们和他一起往上推。他一边推，一边喊：“使劲儿！再使劲儿！”4个人的劲儿拧成了一股绳，终于将爬犁和水柜一齐推到了冰道上。
浇冰道的任务总算完成了。由于外面实在太冷了，浑身像水浇的一样，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到了车间。此时，车老板已成“冰人”，人们急忙为他换衣服。我呢？只觉得两脚麻木，不听使唤；鼻尖失去了知觉。我迫不及待地来到火炉子(汽油筒制成)跟前去烤，车间主任老张一把将我拽起，喊着：“千万不能烤啊！再烤，鼻子就不用要了！”说着，把我拽到工棚外边，伸手抓一把雪，捂在我的鼻子上，轻轻地搓揉起来……
多亏张主任了，我的鼻子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从那时起落下一个“红鼻尖”的后遗症。不知经过多少个春夏秋冬，这种症状才慢慢消失，彻底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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