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伊春3月5日电

　　林城晚报提供 王家骥/文

　　200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作为20世纪的一代伟人，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他担任共和国总理长达27年的时间里，更是心系百姓、关注民生、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正像一首诗写的那样：“他像春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了人民。”

　　诚然，我没有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也没有亲耳聆听过他的当面教诲，但却有机会两次去重庆参观了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和生活过的红岩村和曾家岩50号(周公馆)，亲自感受了一代伟人的革命风采，领悟到他的革命精神、高贵品质和人格魅力。值此周恩来同志110岁诞辰到来之际，我利用春节放长假的机会，把自己当年在红岩村的所见、所闻、所记追忆起来，整理成文，以表达我作为一位老党员、老战士、老干部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深深怀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华东、华中等大半个中国相继失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大旗，经过多次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按照协议规定，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在南方的一部分抗日武装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西安、南京、武汉、太原、长沙、桂林、重庆、兰州、迪化(乌鲁木齐)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我党通过这些合法机构，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筹集各种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加强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1938年12月，周恩来同志奉党中央之命，从武汉经长沙、衡阳和桂林抵达重庆，担任党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全面领导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刚到重庆时住在曾家岩50号，号称“周公馆”，由于日军飞机狂轰乱炸，后来搬到了红岩村。我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社址在虎头岩。在重庆一提起“三岩”，都知道那是革命的象征。

　　红岩村位于重庆市郊区嘉陵江边的刘家大院，那里有一幢漂亮的别墅。据知情人介绍，这幢3层楼别墅的主人叫饶国模，她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非常同情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自愿把楼房倒出来，让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办公。很长一个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等都住在这里。当时红岩村的自然风光相当秀丽，但政治环境却非常险恶，周围特务密布，岗哨林立，过往行人都要受到盘查，进出都要受到严密监视，村里各种活动都要受到限制和破坏。有时，国民党特务还以查户口为名进入村里侦察情况。但是，在有着丰富反特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办事处人员充分利用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办法，同特务们进行了勇敢、机智和巧妙的斗争。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这里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中外和平友好人士，宣传我党抗日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人员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统战关系，采取伪装、秘密邮寄或直接送递等办法，向社会各方面散发宣传品，不仅送给广大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有时还送到亲日派反动头子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戴笠的手里。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破坏和突然袭击，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办事处各机构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和保密制度，如规定工作人员外出必须两人同行，机要电报阅后要立即销毁，会议记录、来访记录、机密文件等个人不得保存等。有一次，办事处传达室给周恩来办公室送来一叠信件，其中一封鼓鼓的，立刻引起警卫员龙飞虎的注意。他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一颗手枪子弹，信上威胁：“共产党必须交出军队、停止活动，否则……”周恩来同志看后，淡淡一笑说：“卑鄙！无耻！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然后，他用这件事进一步教育大家：“同志们，我们是和一群流氓打交道，要随时防备万一啊！”从此以后，同志们的警惕性更高了，组织纪律性更强了，斗争更坚决了。在极其危险和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一个又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也培养锻造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杰出人才，比较知名的有孔原、钱之光、童小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王炳南、徐冰、张颖、戈宝权等。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文武兼备，解放后都成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在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特别是曾经担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和外交部部长助理的龚澎。他们俩一个是外交才子，来自香港，一个是女中豪杰，来自延安。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子里，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与关怀下，工作密切配合，生活相互关心，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各自所承担的任务，而且还收获了爱情，“珠连璧合，喜结良缘”，成为深受同志们羡慕的一对革命伴侣。1945年8月，毛主席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还专门接见了他们，称赞地说：“你们二人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1年1月11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重庆《新华日报》全体工作人员正在举行在国统区创刊3周年纪念会，突然传来“皖南事变”的消息。我新四军奉命北上抗日，在皖南地区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突然袭击，叶挺军长被俘，部队伤亡惨重。正在参加会议并讲话的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回红岩村紧急召开南方局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一面致电国民党反动将领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强烈谴责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致信蒋介石，要他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让路，保证我新四军顺利北上抗日。但蒋介石不但不予接受，反而污蔑我新四军“叛变”，扬言要对叶挺军长进行军事审判。一时间弄得山城重庆舆论哗然，真伪难辨。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周恩来同志当即指示《新华日报》连夜赶写“皖南事变”真相报道，并针对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撰写评论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可是当这些文章写好后，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无理扣压，不准刊登。此时已是深夜，时不待我，再耽搁翌日报纸就不能按时发出，贻误斗争时机。怎么办？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工人们加紧排版印刷。天空刚一放亮，报社工作人员和报童们纷纷走上街头，将报纸一一送到广大读者和群众手中。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新闻的封锁和压制，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义愤，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