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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网伊春12月29日
９月２５日，《济南时报》要闻版刊发了一篇名为《“中苏国境铁路”史料流落街头》的消息。消息报道了一份签署于１９５２年的“中苏国境铁路”的重要史料在济南街头被一名来自黑龙江的收藏爱好者发现，后经专家鉴定，该材料应该是原件，而且是国内仅有的一份。
１２月９日，《生活报》要闻版刊发了《龙江人拿回“中苏国境铁路”史料》的报道，内容为伊春市的吴先生今年９月在山东济南街头的一个旧书摊，花了１２０元买了一本名为“第一届中苏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史料。史料经哈市业内人士鉴定，初步认定是原件。
１２月２０日，本报记者找到了两篇报道中所提到的收藏爱好者吴松海先生，并仔细翻阅了这本“中苏国境铁路”史料。
这本史料厚约１厘米，泛黄的牛皮纸包装的材料封面，上面写着“第一届中苏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字样，并标注会议地点为满洲里、绥芬河及哈尔滨市，开会的日期为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材料里面的文字多为竖排版，全部为繁体字。
从材料的内容上，可知道在一个月的会议期内，双方在满洲里、绥芬河及哈尔滨等地，就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协议。从记录签字人看，中苏双方各有７名代表，中方代表为糜镛（首席代表）、庄林、王知白、王维恭、丁善新、唐敬周和王邦屏；苏方代表为乌沙科夫（首席代表）、格拉兹科夫、左助俩、达维就克、保德里波内依、安屯诺夫、左托夫；双方代表至少分为车务和商务两个小组。
该史料记载了这个会议各个环节的流程，以及所讨论的铁路如何建设、运输的货物如何对接、发生矛盾应如何解决等问题。议题详细到对铁路运输边境换轨方式（两国铁路宽度不同）、火车进站的方向和信号、货物重量、运行速度和运行图等等问题都做了讨论并达成一致。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中苏间的贸易特别活跃，而且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据吴松海介绍，这本史料是今年９月份他在山东省济南市经商时，在街头一个卖旧书的地摊上发现的，并以１２０元的价格买下。之后，他和《济南时报》记者一起来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找到王广振博士了解史料的真伪和价值。王广振博士说，这份材料中注明“每种文字签署两份，每方各有一份”，由此可以判断，该材料应该是中方所保存的仅有的一份中文版记录材料。而且从双方相关负责人的亲笔签字以及校对记录来看，这份材料应该是原件。
王广振博士从材料上分析，这份材料提到的主要是技术和具体操作办法等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一些政治背景和历史痕迹。材料中有一个细节，即中长铁路满洲里站的副站长是一位苏联人，而且从材料的语言安排和思路上看，它很有可能是苏联方面起草的。由此可以看出，建国初期，中长铁路的主动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中方。
至于它的价值，王广振博士说，这份材料虽然没有像正本那样盖有官方的公章，但其史料价值要比正本高，因为既有亲笔签名，又有十分详实的内容，而且国内仅此一份。王广振建议吴松海可以把这份材料的全部内容整理后原文发表在有关学术期刊上，以供有关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平博士告诉吴松海，这份材料应该是在有关铁路或铁路有关部门存档的，因为即便是一份以技术内容为主的记录材料，也应该牵扯到两个国家之间谈判机密的问题，保存价值十分重要。
那么这份材料为什么会流落济南街头呢？两位专家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这份材料因此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逐渐流落到民间；二是文革期间，这份材料被扔了出来，同一些旧书混在一起。具体原因还要等到详细考证后才有定论。
１２月初，吴松海拿着这份材料从济南回到哈尔滨，和《生活报》记者一起找到了哈尔滨铁路局档案史志中心的张凤有。张凤有介绍，该材料上有相关负责人的亲笔签名，并有校对过的痕迹，由此可以初步认定该史料是原件。这份史料对研究中俄（苏）关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这本副本记载的内容更为详实，有两国与会人员的亲笔签名，且中国仅有一本，所以史料价值比较高。
吴松海是一位史料收藏爱好者。他对记者讲，这本史料买回来后，他对其进行了仔细研读，发现它的价值不菲，所以一定要好好收藏。如果以后有科研机构或是博物馆有研究或收藏意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让这本史料发挥它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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